艾滋病疫苗研发：迎来关键时刻，未来何去何从？

艾滋病疫苗研发：迎来关键时刻，未来何去何从？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西安举办防治艾滋病主题事项。众多学子组成的志愿者团队郑重表明，需谨慎对待性接触，保持个人品行端正，追求身心健全状态。此为存档照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平台。

临床试验招募受瞩目，系中国独立研发，掌握全部知识产权，专攻国内最普遍的HIV病毒类型

（上接A12版）

那项艾滋病疫苗试验是众多研究里头，首次证实既没效果又带来负面影响的案例，从此以后，采用腺病毒作为艾滋病疫苗载体的研究方法就被彻底叫停了。

任何研究都不该损害受试者利益，邵一鸣对新京报记者说明，此次试验的失误主要源于疫苗载体的挑选不当，部分受试者先前感染过普通感冒，免疫系统对此形成记忆效应，因此当感冒病毒入侵人体，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白细胞急剧增加，恰好为HIV病毒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而DNA-rTV疫苗选用的媒介是痘苗病毒，因天花病早已销声匿迹多年，人类无法从环境中感染该病，免疫系统也就不会存有记忆反应，即便中国最后一批接受过天花疫苗接种者，如今已届四十，历经这般漫长岁月，记忆反应也已变得极其微弱。

那一代人应该没有接种过疫苗。咨询时，夏医生说到这里，几个志愿者同时卷起袖子，露出手臂上指甲盖似的圆形痕迹。他笑着说明，那都是接种卡介苗留下的印记。就在这时，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医生推门进来。作为中国最终一批接种对象，她左臂外侧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花状印记。

这种DNA-rTV疫苗运用了活体疫苗的制备方法，虽然预期效果会更好，却因此增加了安全方面的难题。为了提升安全性，邵一鸣研究组从痘苗病毒中移除了一段致病基因，替换为HIV的遗传片段。这一改进使得痘苗病毒的致病能力降低了至少五百分之一到一千分之一。同时，他们设定了接种条件，要求只有免疫系统功能健全的人才可以接受接种。邵一鸣说明，参与前几期临床试验的两百多位受试者，仅出现过一个案例是低烧，而且这个症状没有持续两天。相比之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接种天花疫苗之后，都产生了中低度的发热反应。

艾滋病疫苗研发像黑夜中行路

曾有研究者将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比作黑夜中行路，格外艰难。

HIV病毒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因此研究人员不能在疫苗里直接采用减弱或杀死的HIV病毒，只能借助基因技术手段进行人工制造。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范，HIV病毒必须实现彻底消灭，其杀灭程度需达到每单位体积中消灭一万亿个病毒体，然而实验室当前的技术条件甚至无法确认是否能够达到这一指标。

研究工作者经常借助人们更为熟悉的普通感冒病毒进行对比说明。普通感冒病毒变异种类丰富，必须每年注射新的免疫制剂来加以防范，然而同艾滋病病毒变异情况相比，其影响程度则显得微不足道得多。

复旦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徐建青教授指出，单个艾滋病感染者体内携带的病毒类型，或许比全球流感病毒的总数还要多。由于世界各区域存在不同的流行菌株，因此开发出能对所有毒株产生效果的疫苗，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邵一鸣研究团队开发的这种DNA-rTV疫苗仅能应对某些病毒类型。它专门针对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一种HIV病毒变种，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HIV病毒携带者都感染了该病毒类型。

我们现阶段的工作主要是进行原理验证，只要经过科学验证确认有效，那么针对中国剩余百分之六十流行毒株的疫苗，预计在一两年内能够研发完成。

再者，并非所有病毒类型都需要配套的免疫制剂，通常情况下，只要群体免疫水平达到某个阈值，就能达成有效阻隔病菌传播的目的。换句话说，只要周围的人都不会被病毒侵袭，那么某个特定的人是否带有病毒，或者是否接种了相关预防针，其实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

徐建青认为，预防性疫苗发挥作用的方式如同射击比赛。早已灭绝的天花病毒好比静止的靶子，只需稍作调整便能命中中心，而HIV病毒则像是多个流动的目标，难以一次性瞄准所有。

病毒保守区是关键所在，这一点长期困扰着研究工作者。徐建青是率先探索这一方向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是，HIV病毒的变异源于逆转录酶功能存在问题的随机变异，病毒序列里始终稳定的部分或许是确保病毒存活的核心，这部分稳定区域，如同神话里阿喀琉斯致命的脚踵，也许能攻破病毒看似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

攻击HIV病毒恒定区域，或许能带来更全面的保护作用，这是徐建青提出的观点。徐建青的团队近些年持续改进他们的艾滋病疫苗。不过，整个研究过程非常耗时，还要加上观察动物反应的时间，每次疫苗的改进大约需要四个月。一年之内，可能只能完成三次左右的改进。

另外，合适的动物模型匮乏也是艾滋病疫苗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难题。HIV病毒仅能在黑猩猩和长臂猿体内引发类似人类的复制现象。邵一鸣指出，艾滋病最初是由猩猩传播给人类的。然而，由于这些动物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因此不允许用于医学研究。

研发艾滋病疫苗的过程充满挑战，进展缓慢。自1981年美国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尽管全球范围内到2018年6月已经实施了302项临床试验，但目前仍没有任何艾滋病疫苗能够面世。

在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中，中国研究者占据一定优势。

全球范围内，关于艾滋病疫苗，掌握独立技术路径且具备自主研发实力的国家寥寥无几，我国恰是这少数国家之一。邵一鸣指出，我国男性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新发病例的发生比例位居世界前列，首发病例比例越高，那么在III期临床试验阶段所需的研究对象数量就越少，这对加速疫苗研发进程十分有利。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时，招募志愿者及进行管理的水平很高，这对新疫苗的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人曾用登顶珠峰来比喻艾滋病疫苗的研制过程，说过去只能远远观望，如今已靠近峰顶，看清楚了攀登的路径，并且对如何继续前进有了大致的把握。

除了等待疫苗，我们还能做什么？

邵一鸣右手食指留有一道很淡的印记，是他三十年前考察艾滋病感染者淋巴结组织时无意间造成的。那个年代既无防护手段，也缺治疗药物，只能任由发展，所幸最终无碍。

很久以前，因为缺少有效的预防、阻断和治疗艾滋病的方法，高风险人群在接触后常常束手无策，只能像碰运气一样，等待“患病”的惨痛结果或“未患病”的幸运结局。

如今，社会对艾滋病仍存有担忧。有人提及，有研究生家长曾与导师商议，尽量避免孩子接触活性HIV病毒，也有研究人员因研究HIV病毒而难以寻觅伴侣。

九十年代初期，“鸡尾酒疗法”开始应用，通过组合三种或更多种抗病毒药物，使艾滋病从致命性疾病转变为可管理状态。如今，艾滋病被视为一种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来控制，张彤这样说明。

随着救治方法不断进步，相关机构逐渐把重心移到对高风险群体的早期干预和守护上。

阻断传染途径、阻隔扩散方式、维护脆弱群体是现今应对疫病的关键策略，其中艾滋病免疫制剂旨在维护脆弱群体，一旦该制剂面世，将为艾滋病防控领域带来显著进步，张彤指出。

但是在疫苗出现之前，多种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当中。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感染临床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张福杰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对于普通民众，需要防止吸毒等危险活动和危险性行为；对于高风险人群，除了要经常进行检测，还可以采用暴露前预防措施，也就是PrEP，这种措施是通过每天服用两种药物配成的混合物，能够降低高风险人群感染HIV病毒的可能性。

PrEP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已获普遍肯定，然而在中国，高危群体对这种预防手段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相当有限。一项2011年针对西部地区男男性行为人群展开的研究揭示，了解PrEP的受访者不足百分之三十，而实际尝试过的更是少之又少，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向阳花与医院合作举办了几次推广PrEP的会议，与会者对PrEP药品的费用和不良反应表达了顾虑，而且PrEP药物至今在国内没有正规购买渠道，一位志愿者透露，通常朋友们外出游玩时带些回来，或者委托代购获取。

张福杰谈到，艾滋病防控措施持续开展，许多人已经明白要戴避孕套、不共用针具等，不过“明白”与“实践”之间还存在差距。他举例说，比如自己清楚抽烟有害健康，却有时还是控制不住要抽。知识能够促使观念转变，却不容易促使行动改变。他补充说，如果经常进行高风险活动，建议采用暴露前防护或事后补救措施来减少感染可能。

我们还是认为应当尽量规避高风险活动，即便艾滋病疫苗研制出来，也仅能防范艾滋病，无法降低感染其他病原体的可能性，这一点所有研究人员都强调过。